正在上初中的女兒很偶然地發現了我那枝黑桿老式鋼筆。她好奇地問我那是什么牌的鋼筆。我告訴她那是“姥姥”牌鋼筆。看她半信半疑的樣子，我說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，聽我慢慢講來。
　　那一年，我十歲，剛上小學三年級。記得入冬以后的一個星期天，媽媽打發我給十里外的姥姥送兩碗生豆芽的黃豆。接到任務后，我便連蹦帶跳地往姥姥家趕。因為每次去姥姥家，姥姥總能給我搜尋出一些好吃的，有時是一塊冰糖，有時是兩顆紅棗，有時是一把炒大豆，有時是一顆煮雞蛋……也說不清是什么心理作怪，雖然不上學，但我還是別著花了1.72元買的新鋼筆去的。
　　一路上，我不時地摸一摸別在棉襖左前胸口袋里的鋼筆。那是一個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年代，連飯都吃不飽，更別說穿衣裳了，能遮羞就不錯了。為了讓我別鋼筆，媽媽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塊布，在我的中式棉襖的左前胸上縫了一個明兜。由于布很小，兜也就很淺了，鋼筆只能斜著插。
　　到了姥姥家，姥姥給我端出一只燉好的沙雞，說是姥爺打住的。姥爺、姥姥看我別著鋼筆，就讓我給在薩拉齊中學教書的舅舅寫信。我一掏鋼筆，只剩下筆帽了，再一摸兜，兜的左下角開線了。我哇的一下哭出了聲，返身就要回去找。丟了鋼筆，挨打倒不算什么，讓我發愁的是多會兒才能有錢再買上一枝。姥爺、姥姥讓我吃了沙雞再走，我哪能吃得下啊。他們看我哭個不停，姥姥問完我這枝鋼筆多少錢，就讓我解下用塑料頭繩拴著的筆帽，而后又從靠鍋臺的席子底下搜羅出一些零錢，又翻出一包西瓜籽，一并遞給姥爺，讓姥爺去村里的分銷店賣了，照著我筆帽的樣子再買一枝。不一會兒，姥爺就氣喘吁吁地跑回來了，說還差五毛二分錢。姥姥一聽急了，讓姥爺出去借借看。姥爺借了幾家也沒借到，眼看分銷店就要關門了，姥姥把盤在腦后的“圪嘟子”打開，用剪子剪下了她的頭發，讓姥爺拿上趕快再去分銷店。姥爺走后，我擔心錢還湊不夠。果真要是那樣，就要逼死姥爺、姥姥了。在我等得幾乎要絕望的時候，姥爺高舉著和我丟了的那枝一模一樣的鋼筆回來了。我破涕為笑，一頭撲進了姥爺的懷里。
　　這枝鋼筆，我從小學一直用到了高中，直到筆尖禿得寫出來的字像毛筆一樣粗，我才讓它退了役。你說我命名它為“姥姥”牌鋼筆有沒有道理。
　　或許，正是由于我有這枝“姥姥”牌鋼筆，恢復高考后，我才能寫出最好的答卷，從而被重點大學錄取。要是沒有這枝“姥姥”牌鋼筆，我也不可能寫出并發表二百多篇詩文。
　　去年，我帶老婆孩子回老家過年，和媽媽住在一起的姥姥一眼就認出了我，還悄悄地問我，孩子是不是我的女兒。一轉身，姥姥又問媽媽孩子是不是我的女兒。姥姥確實是老了，畢竟是九十歲的人了。無意中，女兒問起她那枝鋼筆的事，姥姥說得竟和我差不多，這下女兒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