媒體人需要治學嗎？
回答是肯定的。
因為一切人都有個學習的任務，既然學習就有治學的問題。不過對于媒體人來說，樹立起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精神尤為緊迫。為什么呢？因為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上出現的文史方面的差錯，有點太離譜了！
請看實例：
第一例：如有篇文章寫道：“作文開頭，像鳳凰的頭那樣高挺直立、美麗精彩，能夠一下子抓住人（正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所說，立片言以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）。” “立片言以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”這句話，是“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所說”嗎？一查，不對了！那是晉代陸機在《文賦》中所寫。
第二例：有一文寫道：“春江水暖鴨先知”，唐代詩人蘇軾的這詩句，為不少人所熟知。
蘇軾是“唐代詩人”？真讓人“懵圈”了！
第三例：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：清代李漁曾說：“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”，這話說得實在好。
“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”，這句話不是清代李漁所說，而是《紅樓夢》里的一幅對聯。（見《紅樓夢》第五回：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，寶玉抬頭看見一幅畫貼在上面……又有一幅對聯，寫的是“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”。）
面對這樣的例子，不禁令人搖頭、慨嘆：這文史知識是怎么學的呢？
如第一個例子，明顯暴露了作者治學方面的毛病，一見是談寫文章的事兒，就想當然歸在了“劉勰《文心雕龍》”那里了。
第二個例子，竟然把蘇軾寫成是“唐代詩人”，更讓人貽笑大方！也許是作者一時的筆誤或疏忽，但無論如何，這是不能讓人容忍的。
“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”，這話確實好，但引用時怎么能“張冠李戴”呢？
凡此，都暴露出我們有些媒體人在治學上的毛病和問題。
應當承認，大多數媒體人在治學方面的精神、態度，都是不錯的。他們在每天忙碌的編采稿子中，不忘讀書，勤于筆記，不斷積累自己的包括文史知識在內的學問。
但也有一些人在這方面做得不那么好，不僅疏于看書、懶于筆記，還滿足于“能寫點”而沾沾自喜。這些人可能會混一時，但不會長久，特別是一遇到“要勁兒”時刻就會“漏餡”。如此情況，實在應該好好改一改了！
也許有人認為，媒體人是寫報道的，沒必要像大學教授那樣去做學問。這話說對了一半。媒體人與大學教授是兩個不同的行當，但在治學方面卻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來不得一點馬虎和懈怠。
作為媒體人，內部有分工，跑“口”各不同，但文史知識是不能缺乏的。這是所有媒體人都不可缺少的知識和學問。
為什么？
從學科角度看，新聞與文史知識天然地緊密相連，寫新聞就是寫歷史，寫新聞離不開文史的滋養。翻開中國新聞史看看，那些有作為的名記者、名編輯、名評論員，哪一個不是文史知識深厚之人！人們熟知的范長江、鄒韜奮、鄧拓、穆青、范敬宜等，不都是這樣的飽學之士嗎！
舉凡媒體人都想有優秀作品問世。
“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。同理，不像當名記者的記者不是好記者。然要想當成名記者，不在治學上下一番苦功怎么能行呢？
據筆者所知，初到人民日報社工作的年輕人都對名記者名編輯投以羨慕的目光，他們喜歡名記者名編輯的作品，愿意與之交談請教。這無疑是對的。然羨慕、贊許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第二步，學習這些名記者名編輯平時下的苦功夫、笨功夫。
人民日報社的名記者名編輯，個個是文史知識深厚之人。他們最愛的是讀書，不管有多忙，總要抽出時間讀點書。“不動筆墨不讀書”是他們的習慣做法。讀書時是總要寫點筆記，把功底打牢。寫稿、編報時，為了一個詩句或典故，他們反復查對，直到準確為止。
……
這就是細致的治學方法！
這就是嚴謹的治學精神！
這就是嚴肅的治學態度！
在這里，沒有一點的敷衍，沒有一點的想當然，更沒有一點任意而為。這些優秀的品格，在當下是多么值得大力提倡和踐行的啊！
（作者為京城媒體人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