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者按：2019年10月17日，南開大學將迎來建校100周年。百年來，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異”的校訓激勵、鞭策著一代又一代學人，“渤海之濱，白河之津，巍巍我南開精神”的校歌唱響海內外。南開大學以其在海內外巨大的影響力和為國家、民族的卓越貢獻，在百年校慶到來之際，引來四面八方關注。近來，我校開展“我與南開的故事”征文，并與《今晚報》聯合開展“南開大學100年”征文，旨在從多側面、多角度講述南開故事、傳承南開精神。自本期起，本報擇優陸續刊登。
　　我與南開大學的因緣要從兩個方面來說，一個方面是我為什么要回國教書，另外一個方面是我為什么要來南開教書。
　　我在海外多年，每當我講到杜甫的《秋興八首》第二首中“夔府孤城落日斜，每依北斗望京華”這兩句詩的時候，內心總是非常感動，幾乎要落下淚來。因為那時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在我有生之年還能不能回到故鄉。1970年，中國和加拿大正式建交。我想，國家之間已經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了，我還不能回去嗎？1973年，我開始申請回國。我第一次回國，是在1974年，那時，我非常興奮，寫下了一首長詩《祖國行長歌》。1978年春，聽說大專院校復校，我立刻給國家教委寫了一封信，表示愿意利用假期自費回國教書。1979年得到了批準。
　　我之所以要回國教書，是因為詩歌對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，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帶著生命的力量的，給后來的讀者甚至聽講者都會有很大的啟發和感動，而西方人是沒有這種生命的共鳴的。
　　1979年，我第一次回國講學，國家教委安排我去北京大學教書。后來，南開大學外文系主任李霽野先生邀請我去南開大學教書。李先生是我師長一代的前輩學人，是我的老師顧隨先生的好友，和我又有著當年在北平輔仁大學和后來在臺北臺灣大學的種種因緣，所以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請，結束了在北大的課程以后，便來到南開。
　　南開中文系為我安排的課每周上兩次，每次兩小時。上課的地點是主樓一樓東側那間約可坐三百人的階梯教室。當時，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維之老先生，他是一位學養過人的忠厚長者。那個時候，很少有從國外回來的人講課，我就按照我講課的習慣“跑野馬”，同學們聽得非常認真，反應也非常熱烈。來聽課的人不僅坐滿了整個教室的座位，而且連講臺邊和教室門口都是人。有時，我走進教室和走上講臺都很困難，于是，系里就想了一個發聽課證的辦法，只允許有證的人進入教室。有外校喜歡古典詩詞的同學為了能來聽我的課，還制作了假聽課證。
　　那個時候，我還沒有從U.B.C.大學退休，但只要三月底一停課考試，我馬上就回到南開大學教書，至今已經在南開執教有四十年之久了。
　　1993年，南開大學成立了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，并聘請我任所長。最初，研究所沒有辦公室，也沒有教室，更沒有經費，只能借用東藝樓內的一間辦公室工作。后來，溫哥華一位熱心中華傳統文化的實業家蔡章閣老先生，聽說這個情況后，出資為研究所建立了與文學院結合在一起的大樓。我為了對蔡先生及南開校方表示感謝之意，也決定把我從國外領到的退休金的一半——十萬美金（當時約合人民幣一百萬元），捐贈給研究所設立獎學金。
　　2000年，我應邀參加澳門大學舉辦的國際詞學會議，在會后的宴請席上，與澳門實業家沈秉和夫婦同席。沈先生即席提出要為研究所捐款，不久便從澳門郵匯過來一百萬元人民幣，作為研究所購買書籍及設備之用。從此，研究所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。
　　近年，沈秉和先生和加拿大華僑劉和人女士分別捐資各一百萬元，與南開校方合資為我修建了迦陵學舍，我真的是感謝。我說過，我不要私人的住房，但我要一個講學的地方，就像古代的書院，可以在里面講學、開會、研究?，F在學舍已經建成了，我已經把我所有在海外講課的錄音、錄像以及研究資料裝在150個紙箱中都運了回來，我希望自己還能夠有短暫的余年，協助愛好詩詞的學生、朋友們把這些錄音、錄像的資料整理出來。
　　2018年6月，我將北京及天津的兩處房產出售所得的1857萬元捐贈給了南開大學教育基金會，我還將把我的版稅、稿酬也捐贈給南開，支持傳統文化研究。
　　我非常感謝南開大學給我機會，使我“書生報國成何計，難忘詩騷李杜魂”的一點愿望，在南開園得到實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