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的記憶中，父親所在的學校地處荒郊野外，而且頻繁搬遷。我們宿舍樓的墻根處，畫滿了奇怪的圖案——農家鍋蓋大的圓圈，下端一條直線垂到地面。懂事后，我問父親：“畫那個干什么呀？”
　　父親說：“那是防狼的。狼怕繩套子，看見那個，以為是繩套子，就不敢來了。”
　　我問：“干嘛老搬家呀？”
　　父親說：“要保密。附近老百姓聽到一點風聲，我們就要換地方。”
　　父親從不提及自己的具體工作，只是偶爾說到，駐外國大使館的武官上任以前，要帶妻子一起來學校上課。
　　多年以后，我從網絡上看到了父親的學生吳瑞興回憶父親的幾句話，從而驚奇地獲知，父親“發報技術極佳”。我又從《開國將士風云錄》一書中得知，父親當年“虛心向老領導、老同志學習，夜以繼日地刻苦工作，悉心研究，總結了從延安各期訓練班開始，直至建國后的教育訓練經驗，編寫了各種教學文件，如教學計劃、教學方針、原則、大綱、方法、教材多種，使解放后的教學工作逐漸步入科學正規，為本系統的人才培養作出了貢獻……”
　　一次，我路過北京，看望父親的同學劉慶方將軍。他對我說：“58年前后，我們解放軍和外軍搞過一次無線電抄報比賽。解放軍代表王金武、朱婉琴得了男女冠軍。他們倆都是你父親的學生”。
　　我從父親和戰友的談話中聽到，系里第一次報請授予父親大尉軍銜，上級領導沒有批準，唯一的理由是“這么年輕的大尉，外院沒有，3部沒有，全軍都沒有。”
　　接下來的十年動亂，父親受到了沖擊，離開后再也沒有回到原校。盡管結局讓人難以接受，可不知為什么，父親所在軍校的一幕幕時常在我腦海里閃現。無論時間怎么推移，年齡怎么增長，都絲毫不曾淡忘。
　　和軍校有關的一切，時時觸動著我。看到介紹理查德·左爾格、南希·韋克、錢壯飛、李克農、曹祥仁這些傳奇人物的文章和書籍，我便心潮起伏；看到電影《鐵道衛士》、《保密局的槍聲》、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，我會激動不已；哪怕看到特種像機、鋼筆手槍、拇指匕首的圖片，我也熱血沸騰。
　　我羨慕父親的一身軍裝，喜歡擺弄父親的帽徽、領章、勛章，極愛穿父親的舊軍服，扎父親的55式武裝帶。
　　父親告訴我，當年，他所在的軍校有一個不成文的做法———內招。院子里一些大一點的孩子，13歲、14歲就被內招了。父親的語氣中似乎帶著遺憾。我更是莫名地失落。
　　這還意味著，軍內特殊戰線的人才，有一些也是母親的學生。
　　好不容易到了應征入伍的年齡，可天公不作美，我的眼睛近視了。
　　《無名英雄》的播出，又一次觸動了我的情結。從那以后，我常常哼起《無名之花》。高興的時候哼它，痛苦的時候也哼它。那美妙的旋律成了我精神的萬應靈丹。
　　1986年，我大學畢業，被分配到武漢電視臺，成為新聞記者。
　　那時，沒有機會拍攝諜報題材的片子，我便千方百計涉足軍事領域。領導給我分配戰線的時候，我首選軍隊。沒過多久，武漢電視臺的新聞里，軍隊新聞的發稿量大幅上升。一年之后，24歲的我看準了一個機會，瞞著父母，留下一張全身照片，不顧一切地奔赴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前線--陸軍47集團軍139師老山防區，當了一次戰地記者。在采訪、拍攝中，我始終關注著雙方的偵察行動。得知我的活動范圍內可能會出現越軍特工，我便作好了與之遭遇的心理準備。 （未完待續）